关于宋仁宗赵祯的身世，清代古典名著《三侠五义》里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那么宋仁宗到底和狸猫换过没有呢？虽然斗争精彩纷扰的后宫可以让这个事情有，但事实是真没有。
      仁宗亲妈李氏本是刘皇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李氏后来产下一个男婴，就是后来的仁宗赵祯，仁宗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光明正大地被一直未能生育的皇后刘氏据为己子，由刘氏和杨淑妃一起抚养。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所以说仁宗亲妈和刘皇后争皇位纯属瞎说，等级差的太远。
      宋仁宗出生时，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让伸长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松了口气――因为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于是他取名“受益”，5岁封庆国公，9岁为太子，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登基为帝。比起后世的九子夺嫡、你死我活，这家伙的好命，足以叫历代皇子们嫉妒。可是宋仁宗的一生注定是美丽与忧愁交织并存的，即使作为宋真宗唯一的儿子，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却过得异常艰难――他的糊涂老爹、那个签下了丢脸的“澶渊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时刻担心大臣们会利用太子架空自己。他越看儿子，越有“被害幻想症”，最后竟然决定杀掉太子。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陛下还有几个儿子，能让你想杀就杀？”这才让真宗正视一个后果：杀了太子，就绝嗣了。太子一条小命虽然保住，可父亲的猜疑并没缓解。弥留之际，真宗满脑子都在想：这儿子不可信，只有把权力交给皇后。经过父亲的“严防死守”，13岁的少年赵祯即位之后，也没什么舒心日子，最大的考验来自他的“母后”――章献太后。
      拜《狸猫换太子》的“戏说”所赐，人人都知道，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妃，而章献太后正是戏中的坏人刘皇后。但实际上，章献太后非但不是“奸妃”，反而聪慧敏捷，颇有政治头脑，她功绩赫赫，常与汉之吕后、唐之武后并称，史书称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她还特有先见之明，在仁宗亲妈死后给予了皇后规格的厚葬，所以当她去世后，仁宗在知道自己身世后也善待了刘氏族人，这也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典型事例。刘太后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后，垂帘听政11年。也因此，赵祯成了一个异数――从吕雉到慈禧，中国不乏母后掌权，在她们身边长大的小皇帝，要么敏感怯懦，要么偏激残暴。但赵祯却有了对弱者的同情、对世事的宽仁。

      宋仁宗赵祯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即位，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始亲政。仁宗在位41年（实际亲政30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接班时，爱面子讲排场的真宗留给他的，是一个边患多国库空虚的烂摊子，要多难有多难。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作出了一系列的业绩，让后人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修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自称十全老人的清乾隆皇帝弘历，自视甚高，很少有人能入其法眼。但他承认，有三个帝王，却为他所佩服，一是他的祖父康熙玄烨，二是唐太宗李世民，三是宋仁宗赵祯。
      宽容仁厚
      生活在仁宗朝的官员们是幸福的，他们可以随便发表言论，最大的处分不过是降上几级，贬到别的地方做个小点儿的官，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皇帝还会把他再召回来。仁宗一朝，贬了升，升了再贬，贬了再升的官员不计其数。那时的大臣上书言事，不仅内容激进，什么话都敢说，而且，有时态度也十分冲动。有一次，仁宗皇帝想封自己宠妃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当三司使，当时身为御使的包拯不同意，认为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张尧佐才能平庸不堪此任，仁宗只好让步说：“那不行就封他个粗官，当节度使吧。”北宋时的节度使不同于唐代的节度使，只是个虚职，表示地位的名号而已，包拯同意封张尧佐这么个虚职，但对仁宗“粗官”的说法还不放过，说：“节度使怎么能是粗官，太祖、太宗不都当过吗？”在争论过程中，包拯情绪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这要是在明朝，皇帝一定拍案大怒：怎么滴，不拿寡人当皇帝是吧，让太监给来个几十廷杖练练身手，再去大殿外跪个十天半月的思考下人生什么的。可即使这样仁宗都没有责怪，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
      也许正是仁宗的宽容，他那一朝名臣辈出，宋朝那些后来在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轼、黄庭坚、沈括、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唐宋八大家宋朝六人也全出在仁宗一朝，可谓群星璀璨。
      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也是幸福的，仁宗在科举制方面实行了“扩招”政策，科举中进士的数量是前朝的数倍，更多的士子得以进入政府做官，所以，仁宗还在位的时候，朝内的官员就上表，要给仁宗加上“大仁至治”的称号，只是仁宗本人还算明白，拒绝了这个建议。
      皇帝的宽容仁厚确实感动了一批正人君子，这些人一心谋国，以报答皇帝的仁厚。所以，仁宗一朝基本上是些正人君子，即品德高尚正派的人立朝，维持住了四十年的承平气象。
      爱民如子
      仁宗不但宽容，对待老百姓也是仁慈的。《宋史•仁宗本纪》的记录中，几乎每隔两行，就有一次仁宗为百姓做善事的记录：或是下令减少某一地方的赋税，或是下诏赈济某地灾民，或是因为某地的自然灾害、边境战争失利而下诏自责、停止宴饮歌舞。每逢水旱灾害，他要么在宫廷内诚心祈祷上天赐福，早日结束灾害；要么光着脚站在庭院里，自己罚站，以向上天谢罪。他几乎每隔几年，就释放数百名宫女出宫，让她们回家过自己的日子。这些善事的密度之高，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是不多见的。他很珍惜每个普通人的生命，全国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由他亲自复审，每年经他由死刑改为其它刑罚的人数动辄上千人。他曾对大臣说过：“你们知道，我平时生气骂人时，从来都没有骂过‘你去死吧’这种刻毒的话，就更不敢在断狱中滥用死刑了。”对于滥用死刑的官员他十分憎恨，他给吏部的规定是：如果一个官员在断案时错杀了人，则终生不能再提拔。
      严于律已
      他衣食俭朴，任内没有像那些不成器的皇帝如徽宗那样大修宫室。史书中记录了大量他严于奉己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他在宫苑内散步时，屡屡回头看，随从们都不明白皇帝是什么意思。等他还宫后，对嫔妃说道：“渴坏了，快快倒热水来。”嫔妃顿觉奇怪，问道：“官家在外面时怎么不喝水，而让自己受渴这么久呢？”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问的话，就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了。”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对外施仁
      宋仁宗不但对内仁，对外也一样仁。比如，辽国发生了旱灾，饥民涌入了宋境，仁宗命令地方官员等同于本国的人民一样给予救济。当时向宋称臣的高丽国因受辽国的怂恿，朝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大臣建议出兵惩戒，宋仁宗说，那只是国君的罪过，现在出兵的话，也不一定杀得了高丽的国王，还会殃及两国的黎民百姓，还是算了吧，贡物少就少点吧。后来南宋的皇帝高宗赵构评价北宋的皇帝说：“先帝兼爱南北，不轻启战端”。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这么一位好皇帝，若是无边事纷扰，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
　　　　

      做好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一个好人皇帝。宋仁宗的仁成就了一世繁华，但也留给国家一笔极其沉重的政治经济遗产：
      １、官员队伍恶性膨胀，仁宗朝比真宗朝的官员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政府开支也随之增加。
      2、军队人员急剧增加，到仁宗去世时，宋朝的军队兵员数量居然是太祖开国时的5.3倍，军队开支竟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而且，这支规模空前巨大的军队，居然没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
      3、因为上述两项造成庞大的财政赤字，自1041年（宋庆历元年）始，国家财政赤字每年都在300万贯以上，到1065年（他去世不到两年后），赤字额已达到一千五百万贯。
      这种沉重的包袱造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后来的神宗皇帝再坚决，王安石再聪明，也无力回天了，因此后世评价宋仁宗时也说“仁者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