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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喷三防”迫在眉睫 内乡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不仅仅是供人使用的房子，而且是一种思想、一种灵魂、一种哲学和一种精神。建筑家把他所感知的精神世界，藉由建筑介绍给社会，让建筑无形的力量通过文化体现出永恒的主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贵祥指出，建筑不是浮在空中的，它跟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紧密相关。中国有很多贯穿千年的哲学理念，比如中正、仁义等，这些理念也在传统建筑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内乡县衙的布局设计严格按照《明史》、《清会典》中要求的建筑规制，体现了明清地方衙署座北朝南、左文右武、前堂后宅的传统礼制思想。同时，内乡县衙280余间房舍，大部分建筑都着重凸显封建时代朴素的廉政文化，对官员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照壁
照壁在我国古代建筑理论和风水学中具有阻挡内外视线交织和聚气聚财作用。在这里，它还有“整顿吏治、警戒官员”的特殊含义。照壁正中，绘有一叫“犭贪”形似麒麟的贪婪怪兽，传说能吞吃金银财宝，它的四周和脚下尽是宝物，但它并不满足，张着血盆大口还妄想吞吃天上的太阳，结果太阳没吃着，自己却落个粉身碎骨、葬身悬崖的可悲下场。照壁绘“犭贪”，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首创，以图画为戒语,警戒官员要以“犭贪”为戒，切莫贪得无厌。
宣化坊旧时是知县宣传教化百姓的地方。这一斗拱式牌坊面南书“菊潭古治”四个大字。内乡古称“菊潭”，隋朝曾设菊潭县，“古治”意思是说，这里是历史上治理百姓的权力机构之所在。面北书“宣化”二字，宣化是宣讲教化的意思，旧时每月的初一、十五，知县都要在宣化坊下宣讲圣谕、教化百姓。明代，宣讲的内容是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在清代，宣讲的是康熙大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是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乡里、守法缴税等。知县不但要教化百姓以忠义之士、孝子节妇为榜样，而且本县有了模范典型，知县还要上报朝廷建坊立传予以表彰。宣讲教化不但是知县的一项重要职责，历代官员对百姓不断进行伦理教化，对维护皇权统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宣化坊犹如现代的法制、道德教育固定场所，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积极的借鉴、促进意义。
戒石坊
戒石坊向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16字。“公生明”作为官场箴规，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事之本末，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长官坐堂理事北向的铭文16字，抬头可见，以警戒其秉公办事，若徇私枉法，天理不容。
监狱内乡县衙监狱是我国保存较完整的唯一一座清代监狱。监狱以烙画、泥塑、实物展等方式展示古代监狱形制，夏商到明清时期的五刑和法外之刑，手段残忍，让人心惊胆颤。漫长古代社会的残酷刑罚，在我国灿烂文明史上也留下了无比血腥的记录,以真实刑具和生动刑罚画面警戒人们要遵纪守法,好好做人。
皮场庙内乡县衙双祠院供奉的是土地神和衙神，酂侯祠也称衙神庙、皮场庙。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靠农民起义而成功当上皇帝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力度最大的皇帝，官员贪污超过六十两银子就要拉到此剥皮装糠挂公堂，让新任官员触目惊心，以残酷手段警戒官员保持清廉。
琴治堂
内乡县衙二堂雅称“琴治堂”，是知县审理一般案件的地方，对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知县要在此对原被告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进行调解教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至达到调解息讼的目的。二堂之所以叫“琴治堂”，取《吕氏春秋》中的一个典故，说孔子有个学生叫宓子贱，当年在山东省的单父县担任县令时，身不下堂鸣琴而治，把单父县治理的井井有条，但他的后任知县也是孔子的学生巫马期，整日奔波于民间，凡事都率先垂范，亲自去做，虽然同样治理好了单父，本人却感到非常劳累，就去请教宓子贱。宓子贱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着重于用人，你着重于办事，用人者安逸，办事者自然劳累”，后来的地方官为了炫耀自己能象宓子贱一样“知人善任，政简刑轻”，就把二堂雅称为琴治堂。琴治堂不但体现了知人善任的用人智慧，在“官廉吏不廉”、“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的封建社会，知县在此对诉讼双方调解息讼，也是知县爱民护民、抵制胥吏衙役阶层搜刮发脂的一项有效举措。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例如《周礼·天官·小宰》就提出对官员考核“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的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六个基本品格，古人对这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充分说明了“廉”的核心价值。
把廉政文化与建筑文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是内乡县衙建筑的鲜明特色。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内乡县衙担负着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的重任，传承优秀人文精神品格，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依靠文化熏陶、教化、激励的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我们党一定能够健康、有序、和谐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