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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监察机构，制定了监察制度,定期依法监察各级官吏履行职守情况，惩治职务犯罪。
　　监察制度渊源己久，传说黄帝时己有之。春秋战国到秦汉两代，监察制度经过不断的完善和发展，逐渐走向正规，中央和地方监察制度也相应设立起来。
　　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时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步健全和完备。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县内各项工作。
　　西汉时，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 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这也就是中国最早的监察局。“六条问事”对中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加强了中央集权，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为最高的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东汉时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设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南北朝时，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也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朝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
　　唐朝时，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御史台下设三院：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朝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到唐朝后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唐朝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一次曾派遣按察、巡抚22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以贤能升擢者27人，处死罪7人，处流罪以下及免黜者达数百人，一时之际，令官吏震惊，更不敢贪赃枉法，稍加懈怠，可见“贞观之治”的开创，与惩治贪官、厉行监察有着密切联系。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朝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从一品。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元代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巡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争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级别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在明代的二百七十余年当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他们秉公执法，忠直敢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成化时期给事中吴原、御史徐镛劾西厂首领太监汪直；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壮怀激烈，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清代雍正皇帝为了加强专制统治，恢复了明代的特务监察。这些特务不再由宫内宦官充任，而是豢养了大批职业特务来对官吏和百姓的言行进行秘密监察。雍正皇帝同时建立了允许科道监察官员密折言事的制度，鼓励告密。历代封建皇帝都不同程度地任用特务，密行伺察，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和对人民的统治，但是，以明清为甚，而且，特务监察组织正式成为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也是自明朝才开始的。特务监察机构的出现是古代监察制度的大颠倒，正规的监察机关反而不那么受重视，监察制度的正常作用受到削弱，这也说明，中国传统的监察制度已走上了它的最后阶段，很快就会临近其终点了。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对官吏的监督,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古代对官员的监察毕竟是为专制君主服务，并为其操纵的，归根结底不出人治的范畴。因此对官员监察的效果，对制度执行的好坏，往往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品质及抱负。当皇帝比较贤明，能虚怀纳谏，想求得吏治清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时，则铁面无私的御史方能发挥其监督百官的作用；一旦皇帝昏聩，吏治腐败，再好的制度也会徒有形式，不是监察官员为奸佞所陷害，就是由御史弄权，排挤忠良。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来看旧时的监察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