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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补阙·菊潭公园抗战纪念
翟幸福 （一）瑞西 “瑞西”，是瑞昌横立山南山及其以西的湖北阳新、通山之总称。 原《考释》释义为“1935年2月上旬，国民党军第4、8和89师（张雪中为师长）集中兵力对瑞西特委所在的铜山区和瑞西县党政机关所在的宽田苏区进行‘清剿’”，与历史不符。虽然该军主力89师的确曾经多次参与“清剿”，但《考释》作者主观臆断地将其与瑞昌保卫战混为一谈，实属不妥。 纪念碑既然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就肯定与内战绝无关系，况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事件史实应该是发生在江西省北部小城瑞昌的一场鲜为人知却惨烈至极的战斗——瑞昌保卫战。 瑞西保卫战战场 徐州会战（1938年1月至5月）结束后，武汉会战（1938年6月至10月）渐渐拉开序幕。瑞昌城因战略位置关键而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企图迅速占领瑞昌，打开进攻武汉的通道，进而实现其“速战速决”的野心。面对装备精良、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军队严阵以待，国民党第二兵团的第十三军等3个军建制先后投入战斗，在瑞昌、阳新、通山一带打阻击一个多月。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攻，守军凭借战壕和掩体，居高临下向日军勇猛还击。日军飞机频繁轰炸，第十三军自东向西一夜换一个山头，激战了七天七夜，双方伤亡难计其数。这场战斗毙伤日军达一万五千人之多，该军自身也伤亡惨重。9月下旬，第十三军给养不济，撤退到湖北阳新县休整。 中共《新华日报》战地记者陆诒在战斗的最前线南山下（村）写下两篇战地报道《崇山峻岭间的运动战》和《瑞昌以西的激战》。报道中提到“瑞昌以西的战事，在异常惨烈地进行着。9月15日以后，全线进入更猛烈的阶段……20日以后的战斗，我右翼部队的伤亡继续增高，我前线英勇将士的热血，流遍碧绿的田野，重叠的高山，但仍能充分显示我军作战能力的优越与坚韧，因为敌人的伤亡比率比我们更大……” 瑞昌保卫战在抗战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军队以巨大的牺牲，成功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步伐，为武汉会战的战略部署争取了宝贵时间。从此，全国抗战形势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二）鄂北 《考释》中认为，“1932年6月初，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集中兵力围剿鄂豫皖苏区。第十三军军长钱大钧率第88、89师及4个航空队参与了对该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此结论实属张冠李戴，历史史实应该是指1939年5月发生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枣阳地区的中国军队与日军的作战，即“随枣会战”。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解除国民革命军对平汉线交通的威胁，以第3、第13、第16师团和骑兵第2、第4旅团等，向随县、枣阳地区进攻。为牵制和阻击日军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所属部队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军和江防守军进行防御，并实行反击。 5月1日，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向钟祥以北的随县、枣阳地区的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进攻。4日，日军突破长寿店两侧守军阵地，即以主力沿襄河东岸向枣阳方向突击。中国守军顽强阻击，并不断以襄河西岸的部队渡河侧击北犯日军，但终因日军装备精良、行动迅速，未能阻止其进犯。8日，日军占领枣阳；10日，再占湖阳镇和新野；12日，又夺取了唐河，并一度占领南阳。在各路日军先后占领桐柏、高城、三合店、唐河、新野一线，即将合围桐柏山、大洪山守军主力的严峻形势下，为牵制和阻击日军进攻，李宗仁急令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会同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由豫西南下，向唐河、新野一带反击，同时，命令在大洪山、桐柏山担任游击任务的第三十九、第十三军向唐县镇、枣阳攻击，牵制日军西进，命令襄河两岸部队堵截日军退路。13日，中国军队增兵南阳，先后克复唐河、新野。15日，各路援军发起攻击，经三日激战，重创日军。日军因苦战多日，疲惫不堪，遂向东南退却。19日，中国军队收复枣阳。23日，收复随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会战宣告结束。 此役，日军伤亡1.3万人，中国军队伤亡2万余人，达到了牵制消耗日军目的。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能协同配合，但兵力使用欠灵活，曾一度处于被动局面，后经全军将士浴血奋战，恢复原战场态势。 （一）军队称谓 在内乡工作期间，有次在县衙见到一剧组在拍摄大革命时期题材的电视剧，大门上赫然挂着“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军司令部”的白底黑字牌子，我当即以《考释》中的认知向剧组负责人指出不妥，他们很快做了更换。中共党史和历史学界对国民党军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差异，深刻折射出特定阶段的政治立场、历史语境与时代背景变迁——从土地革命时期基于阶级斗争视角的表述，到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语境下的“友军”定位，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特定称谓，以及当代史学研究中更趋客观的历史表述，每一次称谓的调整，都与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认知维度紧密关联，是对历史事实与时代特征的双重回应。而国民党、国民政府及退台后的台湾当局对其军队的称谓演变，同样遵循着自身历史叙事逻辑与政治动因。 中共党史界称谓： 国民革命军（1924—1927）：大革命时期，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军，成为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军事组织。 中央军（1927—1937）：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领导的嫡系部队，后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核心力量，其他派系包括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川军、桂军等地方军阀部队，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但实际受地方势力控制。 国民革命军（1937—1945）：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后，在名义上，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等都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国民党军队（1945—1949）：抗战结束后，对国民党军队恢复原称“国民革命军”，但实际已失去抗战时期的统一性。 国民党政权覆灭后，国民党军队被称作“国军”，但该称谓多用于历史语境，现代已较少使用。 台湾学界称谓： 国民革命军（1925—1947）：1925 年 7 月，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将所属军队统一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这一时期，国民革命军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旨在进行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北伐战争前夕，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到北伐结束后，军队数量不断扩充。在这期间，虽然经历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等事件，但军队名称在形式上一直沿用国民革命军。 中华民国国军（1947—1949）：1947年，国民党“行宪”后，将国民革命军改称“中华民国国军”，简称仍为“国军”。此时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军队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对抗中，一直以“国军”自称。 国民党军（1949年以后）：1949年，国民党退往台湾，此后其军队在台湾继续称“中华民国国军”。但在大陆的语境中，通常称其为“国民党军”或“台军”。 （二）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 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物的相关记载 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番号。1935年5月，由第4、第89师在湖北编成。后历经多次改编，为中央军嫡系汤恩伯军事集团之基本部队，活跃于1926至1949年间。 早期，参与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在第四次“围剿”中，在红军的有力反击下，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在第五次“围剿”中，该军作为国民党军的重要力量，参与了多个阶段的作战，但最终未能阻止红军的战略转移。 抗战之初，第十三军突击居庸关，进占南口，以一军之力，在战略上牵制华北日军战略集团，以南口会战闻名中外。此后，以运动、穿插、截击等战术，牵制平绥线及侵犯山西的日军，再以机动、侧击等方式转战台儿庄，取得了台儿庄会战的决定性胜利。随后，该军独挡日军，掩护徐州大突围。 此后，第十三军进入河南省境内，长期转战河南、湖北，嵌入日军腰腹，直接呼应长江主战场和接应第一、第二、第五、第九战区、鲁苏战区等作战，成为国民革命军战略上的主力军。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把十三军视为最强对手，以重创、消灭第十三军为战略企图，甚至专门发起随枣等多次会战，意图消灭之，这是抗战阶段较为少见的现象。 1939年1月参加随枣会战（1939年5月1日至6月1日）后，第十三军经豫西内乡、浙川、湖北郎阳进驻陕南城固作短暂休整。 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1940年5月1日至7月4日）、豫南会战（1941年1月22日至2月11日）。1941年底至1942年初，驻信阳日军突然向第十三军大举进攻，张雪中指挥110师在新野、三合、舞阳等地阻击，三度击败日军，并一度追击日军至枣阳城下。在尚店与敌激战中，伤亡惨重，后集结方城。2月5日，对进犯南阳之敌进行猛烈追击，第十三军收复南阳以北大石桥、蒲山店及新店，取捷径直趋唐河，尾随日军至桐柏山麓。 1944年3月，在登封、密县、临汝参加豫中会战（1944年4月中旬至6月中旬）。 抗战胜利后，该军调防贵州，换装美械。1945年9月，进驻香港九龙附近。1945年10月，由美军舰搭载，冒薄冰在秦皇岛登陆，投入东北战场。攻占山海关时，该军40977人，全部美式装备，是抢占东北的先头部队。此后，占锦州、北票、承德，参加四平战役。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之际，曾经第一个到东北战场的第十三军，脱离东北战场。 辽沈战役结束后，第十三军从热河撤回到平津地区。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第十三军被迫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在军长骆振韶、副军长胡冠天承诺不破坏起义、不煽动部队闹事的前提下，由傅作义派飞机将团级以上军官送赴南京，其余接受解放军改编。2月19日，该军第4、第89、第299、第297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7、第46、第48、第50师。2月26日，分别并入解放军第四十四、第六十三、第四十五、第四十七军，军部编入解放军第四十四军军部。 至此，国军第十三军成为历史。 （三）历史评价 国内史学界及出版物对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的评价呈现“抗战肯定、内战批判”的基调：客观承认其抗战贡献，尤其早期战役中的战略价值；批判性聚焦内战时期的失败及军民矛盾，强调历史必然性。可综合整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历史定位与军事地位。大陆史料明确记载第十三军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番号（1926—1949年），先后被湘军、新桂系、中央军等多派系使用，1949年1月在北京接受和平改编并入解放军。其作为汤恩伯嫡系部队的时期（1935年后）被视为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之一。部分书籍提到其机械师背景及严格训练，但未直接使用“王牌”表述，仅称其为“精锐部队之一”。 2.抗战表现评价。南口战役（1937年）：肯定其以1.6万人伤亡迟滞日军南下的战略作用，但指出伤亡过半暴露持久战短板。台儿庄战役（1938年）：承认汤恩伯部侧翼突袭对战役胜利的关键作用，但批评其初期“避战保存实力”的争议行为。武汉会战：记载其作为主力参战，但未突出具体战果。战术与局限性：部分书籍评价其“运动战战术灵活”，但长期作战依赖装备补给，基层士兵素质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等等。 3.内战表现与结局。东北战场失利：记载第十三军1945年抢占山海关、锦州，但1946年秀水河子战役中一个加强团被东北民主联军全歼，暴露其“美械装备但战术僵化”的弱点。1948年平津战役前，十三军在密云损失3个团，最终随傅作义部队接受改编。 台湾出版物对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的评价以军事效能为核心，肯定其抗战贡献，但对人物争议及后期历史持相对保守态度。记载特点为档案优先，依赖原始作战记录编写官方战史，较少主观评价。回避敏感议题：对十三军在内战中的表现等敏感议题有意回避，记载较少，聚焦于抗战阶段其军事历史地位、抗战表现及人物关联性三个方面，具体可归纳如下： 1.历史定位与军事地位：中央军王牌部队、抗战核心力量。台湾官方史料如《国民党军史》将其列为国民党中央军五大主力之一（与第五军、第十八军等并列），强调其作为汤恩伯嫡系的特殊地位，并指出该军因德械装备和严格训练被视为精锐部队。《抗日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详细记载了第十三军参与的南口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评价其“以寡敌众、战术灵活”，尤其在台儿庄战役中侧翼突袭的贡献被列为“扭转战局关键”。 2.战役表现评价：南口战役（1937年）：台湾战史普遍肯定其“迟滞日军南下”的战略作用，但亦指出因伤亡过半（1.6万人）暴露出持久作战能力不足的问题。台儿庄战役（1938年）：《鏖兵台儿庄》等书籍通过作战电报分析，认为汤恩伯指挥的“运动战战术”有效配合了孙连仲部防御，但批评其初期“避战保存实力”的争议行为。 3.人物与部队绑定评价：台湾学者多强调汤恩伯与第十三军的深度绑定，如《风起云涌1949》描述其为“汤部嫡系核心”，但亦提及后期因派系斗争导致战斗力下降。部分民间出版物（如王擎天著作）对1949年和平改编的记载较为简略，侧重“历史转折”而非具体评价，反映台湾学界对内战末期议题的谨慎态度。 目前，还没有找到日本史籍对国军第十三军的直接记载，也未发现日本官方或权威军事著作中存在关于该军的相关评述。 （四）碑文作者 张雪中（1899—1995），江西乐平人，原名张达，字通明。中国国民党陆军中将，汤恩伯嫡系将领。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参加东征和北伐。抗战期间，先后参加南口战役、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豫中会战诸役，获青天白日勋章、自由勋章。 1922年，张雪中在江西省立南昌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南昌心远大学，不久转入上海大陆大学商科就读。1924年，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加讨伐陈炯明东征，并在最激烈的棉湖战斗中表现出色。 1925年5月随革命军削平叛乱，10月跟随蒋介石第二次东征，参加惠州攻城战。1927年，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成立陆军军官学校，张雪中调任为军校杭州预科大队上校大队长，后被任为武汉分校第一大队长。1930年成立教导第2师，张雪中任该师第3团上校团长。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张雪中奉命率部进攻山东人头山阵地，战事甚烈，张团伤亡惨重。同年，调回大本营整补，改任14师81团上校团长。 1932年张雪中升任89师265旅少将旅长，翌年任江西保安第2师中将师长。1934年该师撤销，张雪中任中央教导师改编的89师少将副师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南口战役打响，日军第5师团在板垣征四郎带领下沿平绥铁路直扑南口，关东军副参谋长东条英机带两个旅团进攻张家口，张雪中时任第十三军参谋长，直接部署南口防守，策划固守绥东。8月8日，国军与日军展开血战，在南口一带阻敌达一个月之久。 1938年3月，日军集结精锐部队，南北夹击，威胁战略重镇徐州，台儿庄战役拉开序幕。张雪中时任第十三军89师师长，奉命率部驰援，在临城与峄县之间同日军遭遇，发生激战。3月27日，日军倾全力猛攻台儿庄，致使台儿庄东北角阵地失陷。张雪中率部于29日晚在傅山口对第二集团军正面之敌实施侧击，完成对日军的反包围，激战到4月6日，毙敌万余人，日军精锐矶谷廉介第10师团全线溃退。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在评论台儿庄战役时指出：“将来历史家一定会把当时的三位师长，马法五、刘振三与张雪中，两位旅长，侯泉麟与石觉，大书特书。这五位将军都做了绝对对得起列祖列宗的事。” 张雪中在前线指挥战争 1939年5月随枣会战中，张雪中率部在随县官王庙、青莒镇、万家店一线同日军浴血搏战，部队伤亡达2000余人。是年秋天，张雪中升任第十三军中将军长。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1941年1月参加豫南会战。1942年任三十一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943年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 1944年12月，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派一个旅团向贵州追击。桂林、柳州、宜山、金城、河池、南丹、独山相继沦陷，重庆危急万分，国民政府准备迁往西昌。危急时刻，张雪中奉命率第十三军抵贵阳组织黔、桂、湘边区司令部，协调边区各部队抗击日军。张雪中任第二兵团总司令指挥对日军作战，并亲赴都匀前线指挥拒敌，时值日军力尽撤退。张雪中获得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为了组织对侵华日军的大反攻，在昆明成立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下辖4个方面军。汤恩伯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张雪中任副司令官，受命赴马场坪编练美式装备的14个步兵师，直接执行反攻任务，率部从广西方面反击日军，先后攻克河池、德胜、宜山、柳州、阳朔、桂林等重镇，因军功卓著而获美国政府授予的自由勋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雪中以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身份，飞赴上海主持受降、遣返俘虏、接受敌伪财产等事宜。 1946年，张雪中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驻临城地区，与人民军队对峙。1947年兼任淮海绥靖区司令官，指挥整编后第44师、第四十二军部队，对抗人民解放军。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混乱中张雪中只身乘吉普车逃命。张雪中撤到福建后，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同年8月，率部撤至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此后一直未再担任实际公职。1959年，张雪中正式退役。 去台后，张雪中眼见不少退役老兵，尤其是自己的旧部生计无着，颇有感叹，亲向蒋介石提出开办农场，安置退役官兵。商得当时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同意，划出花莲县富里乡六十石山供其开垦，开办“复兴农场”，开办经费由本人及部属、亲友等自筹。从1950年开办，披荆斩棘，开垦荒地800公顷（12000亩），种植果树、梧桐、贵竹、生姜等，惨淡经营35年，高峰期曾收容安置退役官兵200多人，使不少游离失所的大陆去台的退役老兵安居乐业。1986年，随着台湾“土改”推行，“国有财产局”以复兴农场开垦人等非自耕农，开办时的行政程序不合法规等为由，诉请法院注销执照，农场撤销，财产收归“国”有（今已成为台湾岛上著名的生态农业观光地），张雪中彻底破产，受此打击，从此精神日益不济，健康每况愈下。 在创办复兴农场的同时，张雪中还另组复兴实业公司，在花莲县仑工业区成立第一家石矿加工厂，在1961年－1971年10年间，开采石棉、滑石等产品，供应台湾最大的工业集团台塑集团制造建材，为台湾东部的开发贡献尤多。 中国改革开放后，张雪中晚年思乡之愿日炽，亟思返乡一游，有几次行程都已确定，只是苦于病魔缠身，临行又罢，乡游之愿，终不能偿。1995年6月16日清晨4点40分，张雪中在台北市中华医院逝世，终年96岁。 张雪中埋葬于台湾“国军五指山公墓特勋区（亦称上将一区）”。《大公报》当时曾经报道“五指山公墓的特勋区，必须是荣获青天白勋章或国光勋章者，死后才能入葬，陆军中将张雪中作为参与过抗日和戡乱的将领，论功行赏，享受到特殊待遇，获准入墓地，编第十一号”。 （五）南口战役 1937年7月底，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后，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扩大侵略。在挑起淞沪战役的同时，又调集重兵南下，妄图南北夹击，速战速决，进而侵占全中国。发生在8月初的南口抗战战事激烈，史称“南口保卫战”战役在日本战史中，仍将“南口战役”冠以亚洲最大“山岳作战”之名。 南口位于北平西北45公里处，是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平绥铁路横贯其中，是连通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交通干线，也是“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门，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守住南口，可阻止日军占领察哈尔省，进而分兵晋、绥的图谋。 中国军队第十三军、第十七军6万将士在南口、居庸关、镇边城、独石口一线布防。日军投入中国驻屯军的第5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旅团，同时关东军也派出了“察哈尔派遣兵团”参与作战，对平绥线上的中国军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因中国军队汤恩伯部抢先在南口附近布防，日军即以独立混成第11旅团及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共7万余人，配备了大量的火炮、坦克、飞机等沿平绥线向西攻击南口，以排除主力南下作战的背后威胁。8月8日晨，日军向南口及其沿线长城要隘展开进攻，南口战役打响。 8月10日，日军开始向南口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凭借有利地形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以步枪、手榴弹、大刀等简陋武器与日军展开殊死拼杀，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战斗异常惨烈、残酷。8月14日至16日，第十三军89师利用山地有利地形进行顽强阻击，日军进攻进展甚微。因正面进攻受阻，日军主力向中国守军右翼迂回进攻，居庸关、八达岭、怀来、张家口和延庆相继失陷。8月26日，中国军队在伤亡过大、后援不继的情况下撤出战斗，战役结束。作战失利后，原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十三军改隶刘峙之第二集团军。 南口战役从1937年8月8日打响，至8月26日撤退，历时近20天，中国军队以伤亡3.3万人的代价，歼敌1.5 万人，给予骄横的侵华日军以迎头痛击。作为中国抗战史上极其光荣的一页，南口战役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严重地挫败了日军，打乱了其作战计划，使“三月亡华”的神话破灭，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其政治动员作用远远超出了军事意义。南口战役和当时进行的淞沪会战，显示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全中国的图谋已暴露无遗。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六）台儿庄战役 在山东省台儿庄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一次重大战役，发生在1938年3月16日至4月15日。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济南后，企图沿津浦铁路南北对进，会师徐州，进而打通津浦线，控制中国华东、华北交通命脉。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是津浦线与陇海线的枢纽，也是徐州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台儿庄战役由李宗仁等将领指挥，中国军队约29万人参战（包括西北军、川军等地方部队及中央军），以孙连仲部、汤恩伯部为主力，在台儿庄及周边地区布防。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辖的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第10师团（矶谷廉介），兵力约5万人，配备重炮、坦克等装备，企图南北夹击台儿庄。 初期阻击（1938年3月）：日军第10师团先头部队进攻滕县，川军第122 师王铭章部死守，全师殉国，为台儿庄布防争取时间。 台儿庄攻防（3月下旬至4月初）：日军猛攻台儿庄，中国军队孙连仲部与日军展开巷战，逐屋争夺，伤亡惨重仍坚守不退。汤恩伯部第十三军在外线迂回，牵制日军援军。 合围与反攻（4月初）：中国军队完成对日军的合围，发起总攻，日军第10师团主力被歼，第5师团一部败退。 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以伤亡约5万人的代价，歼敌1万余人，击溃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收复台儿庄及周边地区。 是正面战场首次大规模胜利，延缓了日军进攻徐州的步伐，为后方物资转移和部署争取了时间。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彰显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精神，极大鼓舞了全国抗日士气。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信心提升，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节点之一。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时事短评，高度评价南口战役“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立，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1937年8月31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5期）。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也是国共合作（会战之初，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之前，曾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作战方针及军事行动的配合、民众动员与支援，还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直接参与战斗等）、全国军民团结抗战的重要体现，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七）罗团殉职 “罗团”指第十三军89师529团团长罗芳珪。 罗芳珪（1907—1938），中国国民革命军少将、革命烈士。1907年12月20日出生于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今衡阳市衡东县）的一家书香门第。13 岁考入岳云中学，1925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34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89师529团团长。 1937年平津沦陷后，罗芳珪奉命率部扼守南口阵地，从 8月12日起至23日止，以千余人抵御数万之敌。8月14日，罗芳珪身负重伤，仍大声呼杀，不下战场，全团官兵大部牺牲，所部虽陷重围仍顽强突围，被中外赞誉为英勇抗战的中国“四大名团”之一。8月27日，《中央日报》对战况进行了报道，《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亲临前线采访，连续发表战地通讯，赞扬529团英勇杀敌的事迹。 南口突围后，罗芳珪团转战晋冀豫三省，继续对日军作战。1938年4月，罗芳珪团参加台儿庄大会战。6日，在大顾珊村外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时，被敌方炮弹击中头部和胸部，壮烈殉国，年仅31岁。 罗芳珪为国捐躯后，国民政府将其忠骸运回家乡。1938年4月15日，长沙《大公报》用大字主标题《抗战名将罗芳珪灵柩抵汉，即将运湘安葬》，并配副标题《扼守南口，威震中外；台庄会战，为国捐躯》进行报道。1938年5月上旬，罗芳珪的灵柩由前方运抵衡山火车站。衡山县县长孙伏园率各界人士到车站迎接。旋即在衡山县城文庙大坪里隆重举行追悼会。罗芳珪灵前，摆放着国共两党要员蒋介石、周恩来、林森、于右任、汤恩伯、蒋光鼐等的挽联、挽词。蒋介石的挽联慷慨激昂：“善战久知名，讵翼妖氛摧猛士；临危能受命，好将浩气振军魂！”周恩来的挽联情真意切：“为国家合作抗日，南口防守决死战，声震中外；作民族复兴英雄，台庄大捷成壮烈，独有千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挽词言简意赅：“裹革完忠”。1938年12月26日，罗芳珪的灵柩安葬在今衡东县新塘镇杨泗桥祖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谥予陆军少将。入祀南岳忠烈祠。 1988年5月，罗芳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2009年9月5日，罗芳珪等国民党抗日将领首次入驻湖南烈士公园纪念塔。 （八）坂垣矶谷 代指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击溃的日军“坂垣师团”与“矶谷师团”。 板垣征四郎（1885—1948），日本岩手县人。陆军大将，甲级战犯，作为日本法西斯重要军事头目之一，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参加过日俄战争。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驻华武官助理，长期在昆明、武汉、沈阳等地从事间谍活动。1926年8月任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班长，1928年3月任驻天津步兵第33团团长。1929—1932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关东军第2课课长，与石原莞尔等人积极策划“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政府。1932年8月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晋少将。1934年12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制造内蒙“独立”和绥远事件。1936年3月任关东军参谋长，晋中将。1937年3月任第5师团师团长，率部参加太原会战及徐州会战。1938年6月任陆军大臣。1939年9月任日本侵华派遣军参谋总长。1941年7月晋大将，任驻朝日军司令。 1945年4月任第7方面军司令，在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指挥日军作战；9月在新加坡率部向英军投降。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矶谷廉介（1886—1967），日本兵库县人， 日本陆军中将，侵华日军乙级战犯。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校。1915年12月，矶谷廉介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参谋本部。1917年被派遣到中国。1933年晋升为少将，任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1936年3月23日被任命为陆军军务局局长；同年12月晋升为陆军中将。1938年3月，矶谷廉介指挥日军第10师团进攻华北，遭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军队在台儿庄抗击。1938年6月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 1942年2月20日被任命为香港“总督”，其任职期间，香港处于戒严状态。1944年12月24日调任台湾行政司长。 日本投降后，矶谷廉介被逮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南京军事法庭以战争罪进行审判。1947年7月22日被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8月被假释出狱。1967年因病死亡。 碑石默然，镌刻其上的誓言与英名却历久弥新；岁月流转，烽火岁月里的牺牲与坚守仍熠熠生辉。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时刻，谨就原作《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考释纠错补阙。 既是对那段山河破碎却众志成城的抗战历史的深情重温，更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上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所有为国捐躯的英勇将士的深切缅怀——以笔墨为告。 尤其感慨，这段跨越时光的学术修正历程，亲身体验了历史考据之路的崎岖与艰辛，从文献典籍中爬梳蛛丝马迹，在史料互证中辨析真伪，于细节推敲中填补空白，每一步都需秉持耐心与专注；更深刻感悟到以严谨态度对待抗战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抗战史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是承载民族记忆、凝聚民族精神的“活化石”，唯有以敬畏之心考证、以求实之心补正，拒绝想当然与“我以为”，才能让历史的真相不被岁月侵蚀，让先烈的精神代代相传，成为激励后人奋勇前行的不竭力量。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