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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喷三防”迫在眉睫 内乡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是迄今全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县级官署衙门，是研究皇权社会一座珍贵的文史资料库，是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也是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个缩影。
死牢
牌坊
监狱
行刑图及刑具
内乡，古称“郦”，亦称“菊潭”，是菊花的故乡，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伏牛山南麓，南阳盆地西沿。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历经元明清,距今712年，有“天下第一衙”之称，与北京故宫遥遥相对，各自成为中国古代行政系统的“龙头”和“龙尾”，也正是“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这句赞誉的来历。
内乡县衙的楹联、古建筑、狱神庙是古代司法文化的历史见证，凸显出封建社会朴素的廉政文化，也为当地检察文化建设注入了特别的内涵。正如内乡县检察院检察长黄玉林所说：“内乡县衙优秀的官德文化、廉政文化、法制文化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就不能忽视这些官德文化中宝贵的朵朵奇葩。首先，它把执政者的承诺悬挂在楹柱之上，无疑也就成为一种公示，要求社会监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透明执政的文化氛围；其次，它是通过耳濡目染的过程，作用于官员的人性和良知；最后，古代的官德名联大多要求官员自身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并且运用于自己的执政实践。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对传统文化汰粗滤精，始终保持高尚的人格追求和浩然正气，才能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在行动上始终保持一份理智，以平和、知足之心对待名利，以敬畏、淡泊之心对待权力，以奋发、进取之心对待事业，才能始终保持清正廉洁。”
官德文化的见证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建筑师把他所感知的精神世界，藉由建筑传递给社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贵祥指出，建筑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紧密相关。中国有很多贯穿千年的哲学理念，比如中正、仁义等，这些理念也在传统建筑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内乡县衙的布局设计是我国古代建筑学的代表，其中轴线上排列着主体建筑大堂、二堂、三堂，它们的使用功能都与审案有关，建筑风格分别比附故宫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两侧列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均体现明清衙署“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堂后宅、狱房居南”的传统礼制思想，尤其是照壁、戒石坊、三院禁约碑等建筑着重凸显封建时代朴素的官德文化，对官员起到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
照壁在民居中具有阻挡内外视线的作用，而在内乡县衙照壁还有“整顿吏治、警诫官员”的特殊含义。内乡县衙门前照壁正中，绘有一叫“”的神兽，古称“吞金兽”，它吃尽金银宝物，还妄想吞吃天上的太阳，结果跌入悬崖、粉身碎骨。照壁绘“”，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首创，他多次颁布严刑重典，惩治贪官污吏，意在警诫官员，以“贪”为戒，切莫贪得无厌。
戒石坊坊面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面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十六字。“公生明”作为官场箴规，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事之本末，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官员坐堂办案抬头可见铭文十六字，以警戒其秉公办事，若徇私枉法，天理不容。
三院禁约碑是立于内乡县衙大门左首的石碑，上刻“三院禁约”。石碑讲述的是明代朝政腐败，官场奢靡之风盛行，地方驿馆接待上级官员时，他们强行索要，造成地方疲困不堪。万历三十九年，内乡知县向上级陈述过境官员吃喝风泛滥等腐败现象，并拟定标准，得到了上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三位监察官员赞同，遂立此碑。内容主要是规定各级官员的接待标准，力戒吃喝奢靡之风。像这样认真刻到石头上的反吃喝规定，独一无二，三院禁约碑被专家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反腐宣言”。
楹联解读廉政为民
在内乡县衙的各个主要建筑物前，共悬挂着60余件楹联、匾额,这些楹匾语言精练，成为县衙官德文化的核心。
内乡县衙大门楹联：“治菊潭，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郦民，十年踏地脚根牢。”意思是说，身为治理菊潭的地方官，上受皇命，下系百姓，责任重大，如一柱擎天；必须脚踏实地干上十年八载，勤政为民，造福一方。县衙大堂楹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意思是说，要视百姓为天，若对不起百姓就如同欺负上苍，千万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自欺欺人、败坏名声的蠢事；辜负了老百姓就是遗恨于民，也辜负了国家，怎么能忍心这样做呢？此联把损害人民的利益提高到欺天负国的高度，可谓掷地有声。
尤其是三省堂名联最发人深思：“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是清康熙年间知县高以永(浙江嘉兴人)到任内乡后，面临百姓因躲避战乱，纷纷背井离乡，田园荒芜，自感责任重大，夜不能寐，秉烛研墨，所撰写的这副楹联，人称“官德对联”。对联以浅显的语言和深刻的哲理，揭示了官与民、得与失、荣与辱的辩证关系。
县衙东账房的“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和西账房的“一丝一粟，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等楹联，则明言相告：既行廉政，就不要讲自己清贫；既要勤政，就不要讲自己辛苦，检点自己的行为。当官者得到的物质和金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要廉洁奉公，取合法收入。
县丞衙大门上的楹联“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钱”，简明扼要，体现了为官者力求减轻百姓负担，使黎民得到恩泽的爱民思想，并把向老百姓索取、收受贿赂看得一文不值。
县衙二堂相对的屏门上有一匾，上书“天理、国法、人情”，意为施政办案都要顺应天理，执行国法，合乎人情。不徇私情，做到公正执法；在办理重大或疑难案件时，对举报者要重奖，而对于因证据不足，一时还不能查明真相的疑难案件，处理时要留有余地，以免冤枉好人，从而做到爱护百姓。夫子院楹联“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道出了“为政”“当官”的核心问题：为官从政不在乎你如何夸夸其谈，重要的是必须时时反省自身，廉洁奉公，以实际行动来体现自己勤政爱民；当官一定要有大局意识，你所想、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到老百姓的需要和国家的利益。
郡县制司法标本
内乡县衙监狱是清代最高权力运作中心配套的基层权力运作中心（郡县制）的司法标本，为我们留下了中国皇权社会县级政权衙门的历史见证。
据同治《内乡通考》等书中记载，桐城派鼻祖方苞因为文字狱获罪受罚,他非常了解监狱里的黑幕：为增加敲诈钱财对象，狱吏们就想方设法株连，把与案件稍有牵连的人统统抓进来，只要肯掏大价钱，狱吏们竟连死刑犯也能“偷梁换柱”。贪官问：“你就不怕事后上级发现？”狱吏说：“发现了肯定要处死我，但也要罢主管领导的官，他们舍不得头上的乌纱帽，就不敢声张，我的命就保住了。”
在传统的司法体制中，从未设立独立的司法机关，以行政兼理司法，致使审判不公。行政官员不谙法律，其特有的命令性思维导致在审讯中不是通过调查取得证据，而是通过讯问获得口供。行政兼理司法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司法腐败、法制黑暗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代正式规定破案的期限，包括通缉在内是三年零四个月；超过期限而未破获，官吏要受处分。若有意隐瞒、拖着不办理，或是上司查访出来，依法予以革职。知县破案心切，但手段落后，导致严刑峻法、草菅人命便不足为奇，屈打成招制造许多冤案。
内乡县衙关于审理案件有副名联“令行无亲法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这是中国司法从“疑罪从有”“疑罪从轻”，再到“疑罪从无”历程中的一个证据。所谓“疑罪”是一种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给犯罪嫌疑人所确定的罪名。它与“有罪推定”司法原则有关，唐代对疑罪有较为完整的规定，唐律的最后一条即是“疑罪”。《大元检尸记》和《元典章》等典籍中的冤案错案，80%以上都是县衙官吏在刑事案件中有罪推定和玩忽职守受罚的案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要求司法机关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裁断是非。
以史为鉴，从严执纪
近年来，在南阳市内乡县委的领导下，内乡县衙博物馆深挖官制文化资源，修葺了官箴戒约碑铭，整理了衙门文化经典，承办了廉政专题展览，编排了警示教育演艺节目，把这部县衙“律己史”打造成集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廉政警示教育基地。
今年6月21日，河南省委办公厅离退休老干部一行100余人，深入内乡县参观考察内乡县衙和县衙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情况时，一位退休干部黄汉铮感叹地说：“这几年管党治党抓得严、管得细，搞得不少党员干部束手束脚，不敢为、不作为，总抱怨‘严过头’了，‘喘不过气’，通过参观县衙狱神庙‘皮草刑’‘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等大清吏律实物展，我才明白：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治的是贪官、庸官，保护的是干净忠诚的干部，从严治党不会因党员干部动辄得咎，也不会因我国第三季度GDP增速放缓而减压，我们要以前人为榜样,严以律己，坚守底线。”
前来陪同的内乡县委办公室主任宋兴哲兴奋地说：“对于一个有着8800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抵御风险诱惑、永葆生机活力，绝非一日之功。面对外界对反腐态势的迟疑和观望，我们党敢于自揭‘家丑’，以‘无禁区’‘零容忍’的决心‘打虎拍蝇’，使一批‘大老虎’受到法律严惩，真是大快人心！”
“文以载道，文以知事，文以辅政。”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王晓杰介绍说，“当你走近内乡县衙那具有警示作用的廉政建筑、文化匾联、专题展厅、廉政演艺节目，时时处处都在告诫自己或其他干部党员要爱党敬业、严以律己，群众的利益在哪里，党的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据了解，2013年以来，来自京、津、冀、渝等510多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260余万干部党员群众在这里接受县衙文化熏陶和从严治党廉政警示教育。
内乡县衙遗址，不仅让我们认识了古代司法之严酷，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法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