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位置：首页 > 人文内乡 > 菊文化     有人说最好的决策就是不决策，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决策是领导的一项应有的职能，是领导的岗位职责之一，决策的目的是把方案定下来后，让他人主要是让下属来执行的，从而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目的。高明的领导巧妙地运用决策艺术，从而达到调动下属积极性和创造力，出色地、创造性地完成任务。
    作为全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县级官署衙门河南内乡县衙，悬有一副匾额“琴治堂”。“琴治”这个词出自《吕氏春秋•察贤》中的一个故事，“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后世多用此形容领导者知人善任，政简刑清。这个典故或许可以为领导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乍看似乎有点夸张，甚至有不务正业之嫌。其实古人的记述，是为了强调其“无为而治”的一面，故极而言之。平心而论，这位县令当然不可能只是成天在县衙里弹琴。在鸣琴的幕后，有着许多被隐去的为政之举，诸如知人善任、简政放权、公文从略、冗务从简等等。这也是不言而喻的。由是观之，“琴治”既是一种为官的豁达风度，又是一种高明的领导决策艺术，更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这正是宓子贱的不同凡俗之处，他不仅以“鸣琴而治”树立了“仁政”的风范，而且将孔子所倡导的“礼乐”之风付诸实践，在其治下的辖区之内营造了“以礼治邦，以乐化民”的宽松氛围。
    宓子贱“琴治”的艺术，值得现今的领导干部借鉴学习。在日常工作中，常听到一些领导干部诉苦：的确，基层事情繁杂这是事实．但细究个别领导干部“忙”的根源．也不乏像巫马期一样存在领导方法问题。长此以往，不仅自己累得够呛，也使下属养成事事依赖、怠于思考的习惯。如此于己于公，弊莫大焉。诚然，领导干部勤勉勤政、鞠躬尽瘁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事必躬亲则未必可取，毕竟每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有限。而且，领导干部如果凡事都“一竿子插到底”，就容易犯对下“越俎代庖”的错误，长此以往，就容易影响下属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因此，我们不妨学学宓子贱，把主要精力放在统揽全局、抓纲务本和选人用人上。要敢于放权，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乘众人之智，集千虑之得，否则，职责不明，上下相侵，凡事都大包大揽，其结果只能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帝王都深谙“琴治”的艺术，他们明白为人君者当“劳于求人，逸于治事”，把“求贤”作为第一要务。如尧从民间访求到舜，经过多番考察后把天下交给舜；舜起用高阳氏才子八人和高辛氏才子八人，天下大治；汉高祖刘邦一生最大的本事就是知人和用人，他重用萧何和张良，而且“拔韩信于行伍，纳陈平于亡命”，无论打天下还是守天下，都得力于大批有才能的臣下的帮助和启发；汉武帝初即位就“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三国时期，曹操曾三次发布《求贤令》，不拘一格起用人才；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历史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唐太宗发现时任宰相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事务繁多，没有时间访求人才，便批评他们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于是下诏书：今后凡是琐碎事务一律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重大事情才可找房玄龄和杜如晦处理。
    菊潭千载经风雨，官衙几度解沧桑。内乡县衙作为中国封建地方政权的实物标本，见证了千年的世事巨变。这些为政箴言，可以说是前  世为官者造福与造孽、为民与害民、遗爱与遗恨、清官与贪官、荣与辱、兴与衰、赞与骂、生与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结晶，它所渗透贯穿的施政理念和民本思想，对今天的领导如何决策仍有着很好的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