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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设于春秋而定于秦，中华帝国政权历朝历代更迭频繁而“县”从未变更。 清代《问樵山人诗稿》说“一县三千年，百代无更改”，这说明“县”的历史地位，因其承上启下而不可动摇。在行政和司法合一的封建体制中，知县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除教化百姓忠君爱国，维持社会稳定，县内事务无所不管，百姓对知县尊称为“父母官”，但知县最主要的职能是征税纳粮、教化百姓、听讼断案、劝民农桑、灾荒赈济、兴学和科举等。

征税纳粮

    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经济占所有经济产业百分之八十以上，国家所需一切大都来自于最基层的征税纳粮。征课赋税是知县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清代规定催征钱粮专责印官，不得滥委佐杂代替。催征钱粮设立滚单，每单内或五户十户，其名下注明田地银亩数，完成期限，发给甲首，层层滚催。征收钱粮时用三联串票，每联内填写款项数目，于奇缝处大书完数，分中裁开，一存案备查，一付差应比，一给花户收执。一年分两次征收，第一次于二月开征，仲夏而停，即四月完毕，自五用停征，是为停忙，八月接征，十一月全完，时称“上忙”，“下忙”。清代规定，征收钱粮，知县必须亲临现场监督，以防吏役勒索。届时，凡正杂钱粮，惧由纳户“自封投柜”，由县衙发给交税执照以作为凭证。

教化百姓

    清代为了加强对百姓的宣传教化，使其行为规范，顺治九年首次颁布《顺治六谕》，康熙时又修改充实，颁布了《圣谕十六条》，雍正时每条下加以注释，用通俗语言解说并附载简明律例，称《圣谕广训》。并严格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各地要组织人员进行宣讲，要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雍正在《钦颁州县事宜》中要求州县官亲讲圣谕之后，各县多由知县亲自宣讲。
    每月初一、十五，早上卯时，知县身着马褂，鸣锣开道，前往城隍庙。众人将公案、圣谕牌位、钟、鼓、木铎等安放妥当。听讲者按尊卑长幼次序排列，知县端坐，由礼生、绅士、敬请知县诵读《圣谕广训》，知县拜圣谕并宣讲。也有时在县衙大门宣化坊下宣讲。从清初顺治颁布《圣谕六条》起，经康熙修定为《圣谕十六条》到雍正的《圣谕广训》其主要内容大都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等内容。
    《内乡通考》中记载“杨傅，乾隆五十六年(1791)知内乡，操守清正，朔望讲乡约，以道化民舆论翕然。”“光绪四年(1878)高袖海知内乡，善政多端，每月朔望亲讲圣谕，导民向善。”
    清代的圣谕，不只是朔望宣讲时涉及到，而且在民间流传的善书，各门望族的年乘、家谱、族规中都刊载或照录《圣谕十六条》和大清律例歌等内容，作为教条。

劝民农桑

    旧时社会的主体经济是农业，农业的丰歉直接关系黎民生活、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的安定，因此劝民农桑是知县的主要职能。乾隆帝说：“天下亲民之官莫如州县，州县之事切莫于勘察民生”。知县有事则在县衙办理，无事则巡历乡村问民疾苦，劝民农桑，宣布德化，崇本抑末。”为了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皇帝每年立春之日，都要到先农坛祭祀先农并扶犁亲耕，知县每年立春前一天也要扶犁亲耕并要鞭打春牛以迎春气兆丰年。
    每年立春前一天，知县要身着官服，率众官员及群众组织的迎春队伍，随员高举“春”字牌，浩浩荡荡祭拜用迎春池之水制作的春牛和芒神，祭拜完毕，知县在附近田里扶犁亲耕一至二垅地，其意为代御亲耕，以祈丰年。知县耕地选用的耕牛户主和所选的亲耕田地，当年还可以享受免除赋税待遇。知县扶犁亲耕后迎春队伍将春牛和芒神抬至县衙大堂前“迎春池”旁供奉，待来日在此“鞭春”。立春之日，知县要在县衙大堂前举行大型的鞭打春牛活动。这天县衙大门、仪门敞开，对全县百姓开放，大堂前设香案，摆祭品，百姓手执彩旗、敲锣打鼓聚集而来。仪式开始后，知县率官民面北而跪，祭祀春牛和芒神。祭祀完春牛和芒神后，知县三击鼓，众官吏执彩杖绕牛三圈，礼房胥吏高唱：鞭春(打春)！县官将春牛击破，牛肚内事先填满的五谷、红枣、核桃等食物纷纷落地，众官及百姓欢呼抢食，以期新的一年五谷丰登、吉年有余。随后官民齐出县衙开始游街闹春，鼓乐狮子、高跷、旱船、舞龙、唢呐等民间文艺活动尽兴表演，官民同乐、热闹非凡，到处洋溢着吉庆欢快的气氛，将活动推向高潮。
    春季时知县要确定日期下乡劝农，知县要奖勤罚懒，以提高生产。农忙时，农民在田间劳作，严禁衙役胥吏下乡滋扰百姓，县衙对于民间鼠牙雀角轻微细案概不受理，怕的是牵连人众，有误农时。乡野有荒地，知县要督促农民及时开垦，植桑种麻以尽地力。如果民间有游手好闲之徒，则要严查宵匪，力禁赌博。如果村野有懒惰之人，则要禁止社赛，驱逐窝娼，使老百姓都能勤耕细作，安居乐业。

灾荒赈济

    旧时自然灾害极为频繁，农民无防御灾害之能力，灾荒往往导致国家经济衰退，破坏人类生存条件，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级为了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历代都采取一定的赈灾救荒措施。如清代制定了一系列救灾制度和备荒措施，救灾程序分为报灾、勘灾、审户、发赈等；救灾措施为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安辑、抚恤、荒政(即放宽政策、薄征、缓刑、舍禁等)等。备荒措施以修建常平仓为主，辅以社仓、义仓，这一切政策都由知县实施。
    《内乡县志》记载，内乡大多知县都很重视积谷备赈救济灾黎。如内乡知县郑时、张经、李铨、沃、全德谦、章炳焘等都注意修筑各类仓廒，丰稔年以平价大量收购农民的余粮以储之，荒年以平价售出，以解除黎民的饥馑。同时还要防止奸商垄断市场，乘机抢购平价粮，高价售给饥民或放高利贷坑害农民。若本县发生灾情，知县必须迅速勘查据实上报，请求赈灾和蠲免赋税。对下要审户发赈，落实到户到人，免得饱者益饱，饥者越饥。清代官员的罚俸制中有：“县官迟报灾情，逾期半月罚俸六个月。逾期一月，罚俸一年”的规定。灾情严重者，知县可先开仓散粮赈灾，然后向上宪禀报。如《内乡县志》载：“光绪一至三年内乡麦收中稔，五月断雨，秋苗尽枯死，籽粒不归，延至秋冬二麦不能播种，饥民流离道路，死亡枕籍。妇女被贩卖者十百成群，皆鸠形鹄面，目不忍睹；尤以秦晋豫西人为多。死者经宿不埋即被割食，不能禁。知县陈梦莲、高袖海开设粥厂于城隍庙及邱公祠，贫民执签领粥自朝至暮，络绎不绝。”

听讼断狱

    知县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听讼断狱是知县的重要职责之一。县衙门前设有鸣冤之鼓，专供有冤抑无处伸诉的人，或遇特别紧急案情无由上达的时刻才击鼓，知县闻到鼓声迅速处理。一般遇有告状人打鼓喊冤时，当值班头要立即问明事由，看所告案情轻重，有无词状。没有词状的带去找代书帮写，然后将词状呈约知县过目，判定准讼日期，交刑钱处审批，批毕，签稿房送至门房，出差票派衙役查究。如遇事情紧急，班头要立即禀告知县出板签派人究查。若遇案情重大，将情况回明知县，知县立即坐堂问供，各房吏役伺候。签稿房迅速出票派差查究办。若事情细微，当事人动辄击鼓喊冤，知县即行升堂，动用刑罚责惩击鼓人，以严肃法堂，抑止小民随意兴讼起诉的刁风恶习。
    清代普通的民刑案件原告称原造、控告人、具告人，被告称被造、被控人，告状的书面文书称诉状、状子、呈词等，犯罪人在案发前主动到县衙自告犯罪事实者称自首，可视其情节酌量减刑或免刑。
    清代建立了四级审判制度，禁止“越诉”，顺治帝就申明：“告状先赴州县，否则视为越诉。”《大清律例・越诉》中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明，若再屈抑，方准来京呈诉。”清代县衙门外多立有两块石碑，刻有“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道光元年(1821)《续纂条例》规定：若有人越过本地县衙这一级，径赴上司衙门中申诉，即使案情属实也要笞五十，或将本人并代书诉状之人一体按光棍治罪。但是如果知县规避责任，擅不受理诉讼案件，则是一种失职行为。
    遇到人命大案，看明词状情由，令告状人协同地保、邻人同来衙门告状。知县接呈判定日期，传齐刑房、招房、仵作、站堂差役，知县问供后，确定验尸时间。验尸前一天，衙役前去停尸地方催搭尸棚，预备验尸器具，派好人夫马匹，随同知县亲临验尸。有时知县遇到命案，一面迅速派出捕快缉拿凶手，一面立即带上仵作、刑书，单骑减从，随身只带呈词、口供、尸格、《洗冤录》、银针、鼻烟七厘散(防臭防毒药物)等，亲往相验，既不搭尸棚，也不带大队人马，为的是防止书吏衙役得实情后收受贿赂，先做手脚，混淆案情，出入人罪。
    知县回到县衙，将凶犯、人证带来，知县坐堂问供，问清后犯人画供，押入内牢，刑房向上宪申报批解公文。只要皇帝“批红”决囚的文书传到县衙，知县也马上密秘通知捕厅典史、守城武官共同商量，决定由谁充当刀斧手，布置行刑的有关事项。死刑犯在杀头的前一天夜里，派人给他洗脸梳头，换上家里送来的新衣裳，天亮衙门传点发梆，等发三梆，知县坐大堂，仪门关闭，只留东西两角门不关。三班衙役齐集大堂伺侯，刑房写出犯人姓名标子、监犯牌，呈交知县准备提解犯人。捕快准备绳索，领取取监牌并交捕厅，由禁卒开监门，捕快进监提出犯人，从东角门进至大堂跪下。刑书叫名验箕斗(指纹)，然后赏给犯人酒肉包子，食毕，将衣服脱下，马快动手上绑，捆上“法绳”，刑书将犯人犯法标子(也称招子或明梏)倒放分案，知县用朱笔向前一拖，顺手丢去此笔不要。死刑犯插上标子，由捕快从西角门带出去交武官兵役押至法场，面向西跪下。这时知县身穿大红呢雪衣，载红呢斗篷，在大堂上轿，开中门赶至法场监斩。掌刑的有三人，一人把一个铁笼头套在犯人头上，一人在犯人身后拉住法绳，另一人手拿鬼头刀站在正中。等监斩官谕令一下，死刑犯前后二人使劲往前后一拉，犯人的脑袋就脱出腔子，掌刀的顺势一刀，身首异处。知县监斩毕，回到县衙，衙役立即燃放爆竹，刑房书吏随即办公向上申报处决结果。

兴学与科举

    旧时，封建统治阶级十分重视所需人才的选拔和补充。因此，知县还担负着兴办县学和主持科举制度的初级考试----县试。清代县学即儒学，设教谕、训导为专职教官。知县的职责是为县学提供财政支持和行政保证、督促生员专心学习，还要定期亲自为生员讲学。县试由知县主持，试期多在二月。取得出身的童生，向本县礼房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龄、三代履历，并取得本县禀生保结，县试录取后即有参加上一级府试的资格。
    清代科举分为县试、岁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县试称“童生试”，考中者取得“生员”资格，即人们常称的“秀才”；各省学政巡回各州县举行的考试叫岁试；各省举行的考试叫乡试，乡试考中者称“秀才”；京成举行的考试叫会试，考中者称贡生；殿试也叫廷试，是皇帝对会试中的贡生亲自进行考试。
    每逢乡试，知县命礼房书吏，提前查明参加人数名额，备下考试费用，卷资款项，花红彩绸；置办酒席，调来戏班。命衙役从县署大堂开始扎上龙门，结成彩楼，直到仪门，再从仪门往外，搭上彩桥。选择吉日，命礼书在县署公堂设宴，邀请所有即将赴考的生员在此聚会。到宾兴（科举时代知县欢送赴省应乡试的学子，举行的一种礼制）吉日，诸生齐集公堂，公见知县，先行师生见面礼。知县举杯向批首(即批阅考卷的首席学官)作揖。执事人执酒，循序向参加宴会的诸生作揖倒酒，诸生起立离席回敬作揖，直到最后一席结束，然后众人就座，诸生给众人作揖后，宴会开始，酒过三至五巡，全体人员起立、离席。知县命礼房书吏为众学子插花披彩，诸生叩拜知县，知县拱揖答礼。行礼毕，众生员走下公堂。鼓乐前导，由县署大堂直到仪门，通过彩扎龙门，取鲤鱼跳龙门，象征个个都能高中皇榜之意。然后， 登上彩桥，走出县衙大门而去。
    乡试后，知县命礼房选择吉日，将中选文、武新生送入学宫（即黉学、文庙、儒学）称之为送学。送学的礼仪程序为知县命人提前在县署张灯结彩，将中选的文武生员齐集县署公堂与知县相见。知县命礼房为诸生戴花披彩，诸生依次走下公堂，由礼房书吏引导，众生秩序前进，来到学宫等候知县轿到。知县同教谕、训导率诸生到大成至圣先师殿，敬谒至圣先师孔子。礼毕，一起来到明伦堂，知县、教谕、训导，分东西相向而立，知县等众官入座，知县命诸生叩拜老师，诸生行四拜礼，鼓乐齐鸣，彩旗飘扬，将众人迎归座位，教谕、训导当即大摆宴筵，招待众学子，宴会结束，学子就读学宫，知县打轿回衙，送学仪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