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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警示教育为切口，确保每一
一阵锣鼓声后，知县率三班衙役步出县衙大门，立于宣化坊下“宣讲圣谕”，这是内乡县衙策划的动态文化活动，颇有新意，吸引了众多游客。我站在人群中，一面聆听“圣谕”，一面观望着精雕细刻的宣化坊。
宣化坊是内乡县衙的首部建筑，与照壁隔街相对，为标示性、导引性斗拱式牌坊，面南书“菊潭古治”（内乡县古称“菊潭”），面北书“宣化”二字，故称“宣化坊”，是旧时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宣讲圣谕的地方。清代为了加强对百姓的宣传教化，顺治九年（1652）首次颁布了《顺治六谕》，其内容是：孝敬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至康熙九年（1670）又修改充实，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其全文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至雍正时又于每条下加以注释，用通俗语言解说，附载简明律例，称“圣谕广训”，规定每月朔（初一）望（十五）日，各地方及乡约所召集官民人等，举行隆重仪式，定点宣讲圣谕及乡规民约。
我国历代都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记载：宓子贱和巫马期是孔子的学生，其后宓子贱任单父县令。一次，巫马期穿着短衣旧袍，去观察单父的治理情形，见到夜间捕鱼的人，捕到鱼就放了，巫马期问：“捕鱼是为着得到鱼，现在你捕到了鱼却舍弃了，是为什么？”捕鱼人回答说：“
对宓子贱的德治成就，《孔子家语》也有记录：师生二人讨论政治策略的问题，宓子贱治理单父，人民都拥戴他。孔子说：“请告诉我，你治理地方所有的策略。”子贱回答：“我时常打开公库，赈济贫困民众，弥补百姓生活上的各种不足。”孔子说：“这不过是用公益恩惠而得到市井小民的依赖和拥护，还不是上乘的政略。”子贱又说：“表彰奖励发挥能力并作出贡献的人，招纳有才能的人，黜退品德才干欠缺的人。”孔子说：“这不过可以得到乡贤士人的依附，还不是上乘的政略。”子贱又说：“我象礼敬父亲一样礼敬三位长者，象尊重兄长一样尊重五位大德，并与十二个人友爱相处，礼拜一位老师。”孔子说：“礼敬三位父辈，尊重五位大德，可以身作则教导人民培养孝、悌的德行了；结交十二位朋友，可以帮助自己了解各方面的信息，不至于消息闭塞，也有助于打开行政决策的思路；礼拜一位老师，可以使行政规划算无遗策，行政措施的执行不会失败无功。可以呀！你宓子贱如果能够治理较大的地区，承担较大的政治责任，可以取得与尧舜相比较的政治功绩。”宓子贱将个人的道德与学术上的修养，融入高超的行政管理策略，既有明确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又具备现实主义的权宜变通的智慧谋略，因此获得了德治的典范业绩。
东汉时，太原人王烈品行高尚，得到众人的尊敬。有一次，一个被抓的偷牛贼向牛主人跪地求饶，请求牛主人道：“我愿意受你们任何刑罚，就是打死我也心甘情愿，只求你们别让王烈知道这事。”而王烈知道此事后，却立即去劝慰偷牛者，还送给他两丈布。有人对王烈此举不解，问：“他一个偷儿，你不责怪他，却反送布给他，这是为什么呢？”王烈说：“他怕我知道偷牛的事，表明他有羞耻心，他既然心怀羞耻，就必定能改过自新。”不久，有人见到被人丢失的一把珍贵宝剑，于是守在路边等候失主。一直等到天都黑了，才等到失主，便把剑还给他。失主很感动，就专门去告诉王烈。后来才得知，那位守剑归还的人就是原先那个偷牛者。
由此想到，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的今天，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无疑十分重要。
此时，“宣讲圣谕”已毕，扮演知县和衙役的演员们依次退进县衙内，游人也纷纷散去，县衙大门前一片空阔，把宣化坊衬得愈加高大华美，流光溢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