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信息 | |
以警示教育为切口，确保每一《内乡县志》载：沈榜，字二山，湖南临湘人，举人。万历九年（1581）知内乡县。丈田亩、清浮粮，“凡深山曲涧，足迹靡到之处，遥指重岚插天，苍莽参差，坐而估计，遂作上、中、下、荒四等准山。强加以二万四千八百余顷。估计之数返过（超过）任土（原有实际耕地），此一方民之有税粮，实无耕地。”“加派檄下，增数逾制，始加三厘五毫（每亩），续加至九厘，继而每亩加至一分二厘九毫”。“内乡之荒山碛石与膏腴同赋……百姓不敢控，（历任）令君不敢陈。……以至数浮正粮。”“百姓苦以增苦，未可一言。流亡累泣，衷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弃家而逃者不可胜计。这都是沈榜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顾民命，给内乡庶民造成的灾难。（以上引号中文，均摘自吏部观政陈顺天《减银感思碑》中原话。）
万历九年即公元1581年，湖南临湘人、举人出身的沈榜任职内乡。他上任之后，清丈田亩和浮粮，“不论是深山还是弯曲的山谷，只要是他足迹能够走到的地方，就远远地指着重叠的山峦和直插苍天的山峰，只见一片苍莽群山参差不齐，然后坐在那里估计，于是作出上、中、下、荒四等准山。总共强加面积达二万四千八百余顷。估计的田亩数字反而超过原有的实际耕地面积。这一方的百姓就有必须缴纳的税粮，实际上却没有耕地。”“加派税粮的文告一下发，民众发现，增加的数量超过规定的数目，开始时是每亩加三厘五毫，接着增加到九厘，最后每亩增加到一分二厘九毫。”“内乡的荒山、河滩地和肥沃的好地一样的赋税……百姓不敢控告，后任的历代县令也不敢向上陈述……以至于增加的赋税远远超过正常的税粮。”“百姓苦上加苦，却不能说一句话。人们到处流亡，日夜号泣，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弃家逃亡的不可胜数。这都是沈榜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顾民众的死活，给内乡的人民造成的灾难。（以上引号中的文字，均摘抄节选自吏部观政陈顺天的《减银感恩碑》中的原话。）
象沈榜这样的贪官污吏、奸臣民贼，内乡历史上为数极少。县志中原本没有记载他的恶行，要不是吏部观政陈顺天的《减银感恩碑》上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很难想象在明朝万历年间，正值我们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大举改革、兴利除弊的时候，怎么可能出现沈榜这样的罪魁祸首，殃及内乡人民整整五十年，直到崇祯初期陈嗣虞上奏之后才减免了税银。
沈榜的恶行恶迹主要有两点：一是虚增耕地面积。他的耕地面积不是用尺子丈量出来的，而是坐在山里，用手一指，用心一估算，数字就出来了，而且数字很吓人，远远超过了原有实际耕地面积，这一招真损、真毒、真无耻，比起大跃进时的浮夸风，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是加派田亩税银。每亩田地的税银，当时明朝中央政府是有规定的，可沈榜这大贪官，竟然一加再加，直至一分二厘九毫，完全是不顾人民死活的乱摊派，估计大部分钱税都装进了沈榜的腰包。
沈榜在内乡的时间幸亏不长，只有一年时间，可这一年恐怕是内乡历史上除去战争、灾害、匪祸等最黑暗的一年，而且进入了一个长达五十年的黑暗时代，既是有些清官廉吏，但人民的赋税太沉重了。沈榜在内乡只有一年，尽管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最终的下落，但我们可以想象张居正实行年度考核，他这样在内乡犯大恶行的人，肯定不称职，应该是被罢免了的。他将永远和民国时的县知事尚鳌文一样永远被内乡人民所唾骂和践踏，永远作为反而教材让我们这后来人引以为戒。